肉身的邊境與歷史的召喚 王墨林與《最後的錄音》

「我懂表演，但我不是一個表演者。」但就在2026年的春天，一向站在臺灣小劇場最前線、即將邁入80歲高齡的劇場先驅王墨林，做出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決定，他親自走上舞臺，演出獨角戲《最後的錄音》。

《最後的錄音》以荒誕劇大師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短劇《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Krapp's Last Tape）為路徑，交疊著王墨林自身的生命風暴，以及他不久前可能遺失的、已故劇場摯友卓明生前最後的訪談語音。

這場演出的起因，是北藝中心的一個起心動念，他們尋找一個巨大能量的靈魂，來承擔貝克特筆下那個在舞臺上能量正被吸走、卻又無比巨大的孤獨老人。戲劇構作汪俊彥表示在籌備的過程中，王墨林與貝克特筆下主角的克拉普非常契合，「正好是以一個人的意識、一個人的精神，直接面對肉體衰老這件事情。」而北藝團隊一開始不敢直接聯絡王墨林，而是透過層層管道試探，促成了這次不可能的合作。

疊合的克拉普：當80歲的肉身與貝克特對峙

語調中依舊帶著那股難以馴服的烈火，不因年歲而熄滅，這次，王墨林終於沒有拒絕。

曾拿過國家文藝獎的王墨林1949年出生於臺南，18歲時考進政戰學校戲劇系，畢業後於軍中服役十年，以少校官階退伍。1982至1984年赴日本東京探研日本小劇場、舞踏等。返臺後於《人間》雜誌擔任兩年文字記者，1987年解嚴後旋即策劃了在海邊廢墟演出的環境劇場《拾月》，並於1988年推出臺灣第一個行動劇場《驅逐蘭嶼的惡靈》。

1991年王墨林成立身體氣象館，透過策劃國際行為藝術節等，促發臺灣行為藝術動能。2005至2008年曾任牯嶺街小劇場藝術總監。編導有「黑洞」系列等多部作品，著有《後昭和日本像》、《都市劇場與身體》與《臺灣身體論》等。

《最後的錄音》不是臺灣劇場界常見的「在地化改編」或「向經典致敬」，而是向觀眾提供了一條體會的路徑；王墨林在經典上看到的風景，全都是自己的生命。

「戲劇大師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也曾演過這個劇本，他演完之後過了幾年他就過世了，這個劇本跟老人跟老，很有關係。」說著說著，當荒謬、虛無與無法用語言述說的悲涼襲來，王墨林想起了青少年時期對他造成巨大影響的卡繆（Albert Camus）：「那種感覺，很局外，回望的時候有種虛無，很多事情發生過就沒有了，而我們每個人一生裡面都是通過這個狀態，而形成現在的存在。」

消失的錄音帶：召喚摯友卓明的劇場檔案

《最後的錄音》之所以成立，在於一個已經不見的物件，王墨林為摯友卓明留下的生前錄音。

卓明與王墨林交情匪淺，1970年代一同在南部辦地下電影欣賞，引進日本獨立影片，一路相伴涉足臺灣小劇場的草創期。後來卓明深耕南部、專注於演員訓練。在卓明臨終前，王墨林直覺該為他保存一些甚麼，於是拿著當時使用的三星手機，紀錄了兩人的對話。

「手機這個錄音，我一直沒有拷貝出來，因為不會操作；後來我又換了一個蘋果手機，就把之前的手機收著。等到想到要去整理時，整個就不見了。」王墨林說他至今三不五時還在舊手機裡來回奔找，但錄音已然消失。

這個消失的錄音帶，與貝克特的劇本產生了連結。劇本裡的克拉普在尋找30年前年輕自己的錄音，而舞臺上的王墨林也透過演出，尋找故友卓明的聲音。

「我知道我在錄音的過程中，有一種想要把他留下來的一種情感，當時卓明身體還虛弱，說話不那麼有邏輯，那個瞬間想起來仍然既遠又近。」王墨林說除了對友人的懷念，更想對文化體制的冷漠做無聲的抗議，「在臺灣，像卓明這樣有巨大貢獻的人，死後往往只是被文化部發一張莫名其妙的表彰狀就結束了，在三、五年內就會被遺忘，那，究竟甚麼文件與資料是重要的呢？」

持續一以貫之批判

多年來王墨林結合社會運動與劇場行動，挑戰主流論述，持續對抗體制對自我、身體的宰制。透過創作與論述，對臺灣當代劇場研究，從劇場作為社會實踐、文化運動的立足點，建構其獨特的美學架構與辯證史觀。長年的劇場實踐，持續一以貫之的批判精神，展現不妥協的時代意義。

作為長期觀察與研究王墨林的學者，汪俊彥說在臺灣現行的戲劇教育與學術界，依然深陷在「東方／西方、中國／外國」這種僵化的二元對照想像中，完全無法回應現代劇場的斷裂與真實生態，「而王墨林的存在，恰恰是這個體制無法安置的巨大破口。」

汪俊彥直言，王墨林不曾在學術界，可他所有的提問、他對於劇場的反省、思考或是介入，何其珍貴，但這些在學院知識體系裡面找不到安放的地方，「王墨林的小劇場身體生命史沒有辦法被安置，但不代表他不需要被安置，而是因為我們的劇場知識史的典範應該要重新調整，才能越來越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既有的典範，幫助我們理解劇場的能量。」

在《最後的錄音》工作過程中，汪俊彥就是一個不斷提問的角色，汪俊彥不斷透過七〇年代臺灣戒嚴時期的知識與思想養成背景提問王墨林，試圖釐清小劇場在八〇年代異軍突起前、那片六〇與七〇年代的「鋪陳的沃土」。這些提問喚醒了王墨林的記憶，將這些歷史轉化創作能量。王墨林也珍惜這種內在生命的交流，「汪俊彥提問了一些時間點與事件，對我來講，也是很少人在跟我對話的時候會提出來的點，那些讓我能夠再去回想，再去思考，召喚記憶。」

堅持以小劇場持續質問世界

看不慣主流市場的妥協，王墨林堅持在小劇場的實驗土壤裡持續提問，這一次包括王墨林的老朋友們都來相助，除了戲劇構作汪俊彥之外，陳界仁擔任舞臺美術，黑名單工作室創辦人王明輝擔任音樂設計，單承矩等劇場中堅力量紛紛前來相助，堪稱氣場強大。

這不是一齣讓人會舒服的戲，這是一個即將80歲的強悍肉身，帶著一生的荒誕、虛無、憤怒與愛，向當代臺灣劇場界拋出的終極質問。常常走在最前面的王墨林，也常常不知道該往哪裡去，但他就是從一而終地質問，不甘於安全，不滿足於舒適，他親上舞臺，透過這齣戲將小劇場最純粹的精神能量釋放出來，持續開啟當代觀眾與年輕世代的生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