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樂聯結分裂的世界 俄烏音樂家在亂世中的長談

長達10個小時的排練終於結束，和 普雷特涅夫（Mikhail Pletnev）、拉赫曼尼諾夫國際管弦樂團（Rachmaninoff International Orchestra, RIO）經理馬可夫（Sergey Markov）在附近的小餐館簡單用餐。或許是剛剛樂團排練的 #拉赫曼尼諾夫 音符還在腦子裡響著，也可能是延續和馬可夫在路上的話題，普雷特涅夫一坐定就講起拉赫曼尼諾夫最後一部管弦樂曲《交響舞曲》（https://reurl.cc/nlEA26🎼）。他大讚《交響舞曲》的配器精彩完美，「配器非常精準，每一個聲部都在說話」。

話題圍繞著音樂，甚至飄到通古斯大爆炸、馬斯克與特斯拉，但是在晚到的指揮卡拉比茨（Kirill Karabits）入座之後，我猛然察覺自己右手邊坐著俄國人，左手邊則是烏克蘭人。這時，餐桌上的氣氛也微妙地改變，話題自然順著現實的重力，加速滑向俄烏戰爭與更廣泛的世界局勢。

「沒有人會贏。所有人都會輸。俄羅斯不會贏，烏克蘭也不可能贏。」外交官出身，目前在西班牙、莫斯科兩地居住的馬可夫首先下結論。一開始所有人都以為戰爭會在3天，或者是3週內結束；西方更以為制裁半年就能讓俄國經濟癱瘓，結果大家都錯了，因為「歐洲不會讓烏克蘭輸，中國不會讓俄羅斯輸。若歐洲開始輸，美國會介入」。既然完全不存在一個可行的勝利定義，這場沒有一方能輸的戰爭注定沒有看得見的明確終點。

此時，唯一的烏克蘭人卡拉比茨語氣開始有些激動：「我不斷問自己，這是為了什麼？這場戰爭的意義又是什麼？」「俄羅斯的『救世主們』摧毀烏克蘭很多城市，他們轟炸平民居住的地方，像是第聶伯。他們每天開火，他們炸的不是軍事設施，而是診所、醫院、兒童遊樂場，以及那些普通的人⋯⋯」正當卡拉比茨講出「俄羅斯的『救世主們』」時，普雷特涅夫默默插嘴更正他的用字：「是俄羅斯的半獸人」（the orcs of Russia）。

卡拉比茨出生於基輔，烏克蘭柴科夫斯基國家音樂學院畢業後，1995年進入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從此把事業重心放在歐洲。他的父親伊凡‧卡拉比茨（Ivan Karabits）是烏克蘭非常著名的作曲家與指揮家，出生於烏克蘭東部頓內茨州的雅爾達。2004年，同樣位在頓內茨州的母校更名「巴赫穆特伊凡‧卡拉比茨藝術學校」以紀念兩年前逝世的伊凡‧卡拉比茨。

不只學校以父親的名字命名，那裡還有紀念伊凡‧卡拉比茨的博物館，「對我們家而言，那個地方有著非常深的意義，因為那是他音樂人生的起點。」卡拉比茨說：「但是現在，那裡已經被俄國占有，我再也不能回去。」「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馬可夫形容，普京像給整個俄羅斯吃了一種迷幻藥。「這種藥讓人以為自己很強大，以為世界都怕我們，以為只要我們願意，3天就能解決烏克蘭。這就是迷幻藥的效果：讓你活在幻覺裡。」接著他補充：「但是當藥效退了，你會頭痛欲裂，發現錢都花在購買毒品上面，朋友走了，現實只剩下一個，那就是你必須重新回頭加倍努力踏實工作。」如果這場戰爭有什麼正面作用，那就是把這種幻想拉到極限，迫使俄國人夢醒，第一次看到自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強大。

卡拉比茨突然把焦點轉向另一個讓他深感不安的問題，那就是文化，他談起一個政府機構：烏克蘭國家記憶研究所。這是隸屬於烏克蘭政府的中央行政機構，設立於2006年，但是2014年推翻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後，它不但重新活躍而且職權擴大，積極主導「去俄化」政策，從更名街道、移除雕像，一路延伸到文學與音樂教育領域。它不僅制定「什麼能讀、什麼能演」，甚至決定哪些文化人物在公共論述裡「可以被提及」。於是俄羅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穆索斯基、葛令卡的作品不准演出或是移出教材；文學家果戈里的作品自中學課程中刪除；普希金雕像或是街名被拆除或改名⋯⋯他們把「去俄化」被視為文化安全的一部分，認為烏克蘭必須切斷俄羅斯文化支配，重建民族歷史與認同。

但是這種權力令卡拉比茨不安，他直言自己無法接受由單一政府機構來裁定文化的價值。就像穆索斯基有太多作品以烏克蘭題材創作，果戈里出生於今烏克蘭境內的波爾塔瓦，其作品深具烏克蘭民俗色彩，只因為以俄文寫作就被排除。去俄化政策恰恰切斷烏克蘭自身文化的多重脈絡，傷害自己的文化深度，也使藝術淪為意識形態工具。

文化禁令不只發生在烏克蘭。普雷特涅夫也談到俄烏戰爭後，西方各地出現禁止演出蕭斯塔科維奇、包羅定等俄國作曲家作品的情況。他打趣地說：「我們就說拉赫曼尼諾夫是偉大的美國作曲家，應該就能安全上演了。」普雷特涅夫還提到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創團初期赴以色列演出時的經歷。當時以色列仍對華格納採取非正式的禁演態度，但是他故意在安可曲安排《羅安格林》第三幕前奏曲。出乎意料的是，聽眾反應極為熱烈。「可能他們不知道那是華格納，但是這首曲子真的很好。」這段經驗恰好說明：藝術作品本身不應成為政治情緒的犧牲品。文化禁令往往只是戰時民族主義的反射行為，而不是音樂本身的問題。

談到文化背後更深的政治現實，普雷特涅夫忽然想起另一位象徵性的身影，那就是戈巴契夫，也是他唯一真心尊敬的蘇聯與俄羅斯領導人。「他非常有文化修養，我把我們的柴科夫斯基《第六號交響曲》唱片（https://reurl.cc/3bj9Wl🎼）送給他的時候，他說『這首曲子太美了。我們年輕的時候，聽這首交響曲都會哭。』」最後一次與戈巴契夫談話時，蘇聯已經解體，普雷特涅夫對戈巴契夫說出自己的感受：「我告訴他，我覺得很難過，但是我難過的不是蘇聯被分成15個國家，而是沒有被分成150個。」「如果那些地區成為一個個小而正常的國家，有自己的總統、自己的選舉，那麼就不會再有人掌控一整個龐大帝國了。」

普雷特涅夫以俄羅斯位在遠東地區的雅庫特（Yakutia）為例，這是俄羅斯聯邦最大的行政區，面積和印度相當，不但有豐富的動物資源，還有木材與礦產，是一個具有天然經濟資源潛力的地區。「按理他們可以變得富有，但是所有的錢都流進莫斯科的『俄羅斯寡頭』口袋。當地人活得像牲畜，甚至比牲畜還糟。」他的說法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次談話，普雷特涅夫也提過相同的觀念，並引用柏拉圖《理想國》的觀點：城邦必須維持在人的視線之內，治理才能真正發生；當國家膨脹到超過共同體能承受的範圍，自然會長成怪物般的結構。

談到祖國俄羅斯的未來時，普雷特涅夫則更為悲觀。他認為即使戰爭結束，也不會立刻迎來好日子。「俄羅斯社會之後還會經歷愛國者互相殘殺，『特別軍事行動』中被釋放的罪犯與普通人的衝突。舊制度的拆解要花上幾十年，而我又不會活到100歲，所以我永遠看不到俄羅斯的好日子。」但是他也補了一句：「雖然如此，結果已經很清楚，俄羅斯其實已經輸了。」

談話的沉重與坦白，使那晚的小餐館像一面鏡子，把每個人的故鄉、傷痕與立場都照得清清楚楚。然而，也正是這些裂縫，讓RIO的存在更顯得不可思議與珍貴。當晚的宵夜談話之所以令人難忘，正是因為那一刻恰好把RIO的本質照得很清楚：在這支樂團裡，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並肩演奏；在音樂之外，他們也各自背負著家園的變動、文化的斷裂與現實的壓力。而在第二天的演出中，他們仍然坐回同一個舞台，打開同樣的樂譜。這並不能解決世界上的問題，但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在一個四分五裂的時代，RIO仍試著讓某些共同珍視的事物，透過音樂緊密的聯結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