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流亡與終生的音樂責任　瓦薩里與匈牙利的世紀迴聲

匈牙利鋼琴家、指揮家瓦薩里（Tamás Vásáry）於2月5日在布達佩斯以92歲辭世。提起他，很多樂迷會想到他的李斯特（https://reurl.cc/nleogD🎼）與蕭邦（https://reurl.cc/2lprqO🎼）鋼琴作品錄音，或是曾多次以指揮家身分帶領布達佩斯交響樂團到台灣演出的記憶。不過，只用「鋼琴大師」來概括他的一生並不完整，他帶給世人的啟示和貢獻表現在更多面向。

瓦薩里的音樂人生從匈牙利德布勒森（Debrecen）一個改革宗的家庭開始，同時也可說是從「恐懼」開始。他1933年出生於德布勒森，6歲以彈奏李斯特《第二號匈牙利狂想曲》，破例考入家鄉的音樂學校。8歲首次登台的曲目是莫札特D大調鋼琴協奏曲，10歲成為恩斯特‧封‧杜南伊的學生。這樣的經歷，很容易讓人稱他為「神童」。但是對瓦薩里來說，音樂從來不是這樣理所當然的光環。其實，他從小就恐懼舞台，只要有重要演出就會發高燒並且發抖。這種情況在長大後並沒有自然消失，因為他認為上台表演，意謂擔負著如何完美表現整場音樂會的重大責任。即使兩小時的演出間只有幾秒鐘不理想，就算聽眾沒有察覺，他也會一直放在心上，感到過意不去和自我懷疑。

這種不安全感來自一段童年的負面記憶。瓦薩里7歲的時候參加過跑步比賽，當時他以為自己得到第一，老師卻當眾說他不是。那種「以為得到，其實沒有」的羞愧感，讓瓦薩里此後對所有掌聲都抱持懷疑。即使已經成為名家，他也會在音樂會後主動否定自己的表現。直到第一任妻子伊爾迪科（Ildikó Kutasi-Kovács）提醒他：「這些人付錢買了門票，專程來聽你的音樂會，今晚也確實從音樂中有所獲得。可是你這樣說，不就等於把他們今晚的感動全都抹掉了嗎？」瓦薩里這才開始調整自我的心態。但是他也坦言，那種來自內心的恐懼不安從來沒有完全離開。

瓦薩里成長在充滿宗教氣息的環境。祖父是德布勒森改革宗大教堂的主教，因此他從6到12歲是住在主教府。在匈牙利歷史中，改革宗教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主教不只是宗教領袖，也經常參與公共事務與教育事業，在當時的匈牙利社會具有相當地位。祖父曾與當時的匈牙利攝政霍爾提（Miklós Horthy）往來，甚至在重要歷史時刻提供意見。「主教府」不僅是教會高階神職人員的官邸與辦公場所，也是結合信仰、公共事務與社會影響力的空間。

不過對年幼的瓦薩里來說，那裡並不是嚴肅森嚴的官邸，而是自由與啟蒙的場所。他感受到的是祖父讓人自然產生敬意的威望，以及明確意識到自己想成為音樂家。主教府空間寬敞，家中有從美國帶回的自動鋼琴，透過紙卷播放歌劇與交響樂改編曲。小瓦薩里和家人一起聽音樂，聽母親講述歌劇故事。聲音、畫面與故事情節交織在一起，讓音樂不是單純的聲響，而是一種充滿想像與情感的世界。瓦薩里曾經表示，這6年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因為他在那裡找到生命的目標。在那之前，他覺得自己「無聊透頂」；在那之後，他知道自己要走向音樂。

在共產政權高壓統治下的1952年，政治清洗波及舊政府官員。曾經在戰後政府擔任高層公職的父親被解除職務，雙親隨後遭到行政流放，被迫遷往農村小鎮雅斯卡拉耶紐（Jászkarajenő）。當時正在布達佩斯李斯特音樂學院就讀的瓦薩里卻獲准留在首都。多年後他才明白，自己之所以未被流放，關鍵在於老師高大宜與校長札圖雷茨基（Ede Zathureczky）出面力保。當時高大宜不僅是作曲家與教育家，更是匈牙利音樂界最具象徵性的精神人物，在體制內仍保有一定聲望與影響力。

父母被流放的那一天，19歲的瓦薩里到高大宜家中求助，彈了高大宜的《馬羅采克舞曲》。高大宜沒有說什麼，但是臨走的時候，他給了瓦薩里大約400福林，等於工人半個月到接近一個月的薪水，讓19歲的瓦薩里支付數週生活費。後來高大宜更多次提供他實質幫助，包括生活費、鼓勵他寫日記，甚至在瓦薩里需要好鋼琴準備重要演出時，為他購買一架史坦威。瓦薩里回憶，「最有價值的不是鋼琴本身，而是支票上『高大宜』的簽名」。

1956年要求改革的「十月事件」失敗以後，父親再度遭到監禁。匈牙利局勢急轉直下，報復與清算讓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普遍感到不安。當時瓦薩里已在歐洲音樂比賽與演出中嶄露頭角，和西歐音樂界建立聯繫。為了自由，也為了雙親的安全，他決定在短暫的邊境開放期間，帶著父母一起離開匈牙利，最後定居瑞士，並展開國際演出生涯；1970年開始嘗試指揮，先後領導過英國北方小交響樂團、伯恩茅斯小交響樂團與布達佩斯交響樂團。1972年，當時的卡達爾（János Kádár）政權相對寬鬆，在外16年的瓦薩里以國際音樂家身分回到匈牙利，逐步恢復在匈牙利的演出與教學活動。

對瓦薩里而言，音樂從來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場神聖的精神活動。因此他對過度理性化的演奏保持距離，傾向自然、直覺的感情流動。曲目上立足德奧傳統，同時重視匈牙利文化脈絡。音樂之外，他很重視維持身體與心靈的平衡，時常談到瑜伽與呼吸練習對自己的幫助。對一位長年與舞台焦慮共處的音樂家來說，這不是時髦的選擇，而是一種自我調整的方式。他知道恐懼不會消失，只能學習與它共處。晚年瓦薩里把心力放在教育與公益。2013年成立支持年輕音樂家的「瓦薩里獎學金」；2017年創辦「孩子之橋基金會」，透過一對一導師制度，幫助育幼院中的孩子融入社會，當成自己人生最後階段最重要的工作。

步入晚年的瓦薩里，生命展現出一種超然的純粹。匈牙利藝術學院在2022年拍攝紀錄片《我的經歷》（Történeteim），由瓦薩里口述回顧他從神童到國際級音樂家的歷程。導演彼得羅維奇（Eszter Petrovics）特別強調當時89歲的瓦薩里仍保有某種「孩童般的純淨與天真」，瓦薩里在片中則形容自己是「一個被關在小小身體裡的大人，後來改變的只是衣服而已」，說明自己的心態始終如一，多年不改。2024年，音樂記者尤哈斯（Előd Juhász）策劃與編纂出版《跨越90歲之後⋯⋯向瓦薩里致敬》（A kilencvenen túl… Hommage a Vásáry Tamás）一書，收錄與瓦薩里的長篇訪談，以及同事、學生、友人⋯⋯撰寫的回憶與論述文字，從不同角度勾勒出得到匈牙利「國家藝術家」榮譽稱號的瓦薩里，身為鋼琴家、指揮家、教師的各種形象。

瓦薩里的一生經歷戰後動盪、政治壓力、流亡與回歸。他既是神童，也是一位長年與焦慮共處的藝術家；既站上世界舞台的頂峰，也願意純樸地回到德布勒森，與年輕的樂團排練3週。對他而言，榮耀並非終點，傳承才是意義所在。天賦絕非炫耀優越的工具，而是一份必須謙卑面對的禮物。在如雷的掌聲與內心的不安之間，瓦薩里選擇繼續演奏，將那些物質世界帶不走的精神，透過指尖，永遠留在聽眾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