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音樂為自己宣揚與辯護　波蘭作曲家巴切維奇的「沉默」美學

20世紀波蘭作曲家格拉日娜‧巴切維奇（Grażyna Bacewicz）從不熱衷於談論自己。她不喜歡在麥克風前大談個人經驗，也不喜歡多廢唇舌解釋自己的作品。因為一旦站在大眾面前，很容易講出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明知這種態度可能不利於作品流傳，巴切維奇還是寧願讓作品自行面對聽眾。對她而言，作品若需要作曲家事後不斷出面解釋，反而證明它的說服力還不夠。

正因如此，巴切維奇談起自己的生活與創作時，刻意保持一種冷靜而且不煽情的語氣。她不把忙碌或壓力說成靈感來源，而僅把它當成日常狀態的一部分，並且把這樣的生活節奏直接反映在音樂結構上：音樂始終向前推進，段落高度集中，幾乎沒有讓人停下來喘息的空間。

巴切維奇曾用相當理性的觀點，形容作曲時的心理狀態。她形容那是一種高度專注下的運作狀態，腦中像有一套系統在不停處理聲音，把零散的想法整理成可以運作的音樂。她也清楚表示，這不是什麼玄妙的神秘經驗，而是實實在在的工作過程。這樣的創作態度，也反映在她的作品裡：音樂線條清楚，結構緊實，節奏一旦啟動就很少停下來。

光從履歷來看，巴切維奇的生活可以說是相當忙碌：她既是小提琴家與作曲家，也寫小說與短篇，戰後還在音樂院教書，同時還是母親與妻子。但是真正形塑她管弦語言的關鍵，並不在這些多重身分，而在一個與許多作曲家不同的選擇。

巴切維奇出生於1909年，在華沙音樂學院學習作曲與小提琴，畢業後前往巴黎與娜迪亞‧布朗熱（Nadia Boulanger）與弗萊什（Carl Flesch）進修。但是她沒有走向純粹坐在書桌前作曲的生活，而是在波蘭指揮菲捷利貝爾格（Grzegorz Fitelberg）的邀請下，成為波蘭廣播交響樂團的樂團首席。正如波蘭音樂學者加西奧羅夫斯卡（Małgorzata Gąsiorowska）所形容，「小提琴家」巴切維奇，是為了「作曲家」巴切維奇加入樂團。在排練與演出中，巴切維奇從實作中理解配器的比量、聲部之間的張力，以及如何推進節奏。這樣的經驗直接反映在她後來的交響與協奏作品：節奏清晰、重心明確，聲部個性分明，很少堆疊成一塊厚重而模糊的音牆。

這種獨特的音樂語言在第三、第四號交響曲中尤為明顯。兩部交響曲分別完成於1952與1953年，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不久，社會上，一切都還在重建；政治上，波蘭已進入受到蘇聯影響的社會主義體制。當時官方所推崇的寫實風格與嚴格的政治審查，讓作曲家只要在結構、節奏或聲響上偏離「好懂、好聽、好宣傳」的標準，就可能被貼上「形式主義」的標籤。

評論家常把這兩首交響曲的風格形容為嚴肅而且偏向新古典風格。樂曲節奏始終向前推進，氣氛帶著嚴峻的陰影。作曲家不倚靠浪漫派藉情緒層層堆疊的手法來製造效果，而是在各種創作限制之下，讓音樂自發的持續運轉和發展。這些作品沒有試圖講述某些具體故事，而是透過結構與音樂的結構動態累積內在張力。

在芬蘭指揮奧拉摩（Sakari Oramo）與BBC交響樂團近年在Chandos錄製的專輯裡（https://reurl.cc/ORODKX🎼），刻意讓這兩首交響曲聽起來不像是50年代的作品，而是像當代新作：節奏俐落而有彈性，展現明確的推進感；銅管與打擊樂頗具爆發能量卻不顯得嘈雜；弦樂線條始終保持清晰度，使各聲部間的關係分明而立體。也正因為如此，這兩首交響曲不只呈現出戰後新古典語言的成熟樣貌，始終維持著巴切維奇節奏緊湊，音樂幾乎不留喘息空間的特點。當這樣的寫作風格與邏輯進一步延伸到協奏曲與後期管弦作品時，她的音樂語言也繼續向前演進。這正是Chandos第二張專輯所呈現的時代藝術樣貌。

第二張專輯（https://reurl.cc/Vm9ebn🎼）透過三部作品，清楚勾勒出巴切維奇在戰後10餘年間的寫作軌跡：第二號交響曲仍保有新古典語言的輪廓；1949年的鋼琴協奏曲展現她對協奏形式的重新思考；1960年代初期的《大型交響樂團協奏曲》則把重心進一步推向聲響與節奏。鋼琴協奏曲（https://reurl.cc/vKMXRN🎼）是為紀念蕭邦逝世百年而寫，刻意避開浪漫派作品「獨奏家與樂團相抗」的戲劇化處理模式。巴切維奇讓鋼琴融合為音樂整體的一部分：音符很多、手很忙，但是目的不在於炫技和表現自己，而是和樂團一起驅動音樂前行。在奧拉摩指揮下，獨奏家多諾荷（Peter Donohoe）的琴音自然地嵌進樂團之中，線條清楚、比例分明，反而更能聽出作品內在的動能。

最後，和前期作品相比，《大型交響樂團協奏曲》（https://reurl.cc/gndl57🎼）展現了音樂張力更高，也更直接的現代語言。這首作品雖然維持完整、嚴謹的四個樂章，但真正的主角不再只是旋律，而是樂團發出的整體聲響：打擊樂的重量、管弦樂音色的厚薄變化，都成了音樂往前推進的動力。奧拉摩與BBC交響樂團把這種音色與節奏之間的拉扯處理得非常清楚，讓聽眾清晰感受巴切維奇的寫作思維正躍向更前衛、更現代的語言。

重新審視巴切維奇留下的文字，不難發現她很少藉由談論自己來引導他人理解作品。無論是書信或者訪談中，她提到戰時逃難、戰後生活條件，甚至教學與家庭帶來的壓力時，語氣往往很快就收住，點到為止，避免聽者誤把這些經驗變成創作的說明書。對她來說，語言能做的事情有限，說得太多，反而容易讓作品失焦。這種態度也反映在她的交響曲與協奏曲裡，這些作品並不帶明顯的線索，讓聽眾猜測她創作時的心境，或去對照她的人生經歷，而是讓音樂自己去呈現。奧拉摩與BBC交響樂團也正是沿這條路線詮釋這些作品：不額外加戲、不替音樂下定論、不作多餘的誇大和引導。或許這正是巴切維奇對後世的最終遺贈，那就是作品的生命力，並不取決於作曲家的自我解釋，而是在今日的聆聽情境中，是否依然能以那份原始的創作理念，擊中我們的心靈。